原标题：从中世纪到世界大战，从中欧洲战争是世纪怎样一步步变残酷的｜文史宴

    

    

文/莱昂哈德·霍洛夫斯基

从中世纪到世界大战，战争从骑士老爷们的到世个人恩怨，变成国家意志组织起来的战欧洲战争样全民参与的总体战，这个过程具体是步步变残怎样演变的？早期战争不太残酷，仅仅是文史因为贵族精神吗？本文对此都会有精彩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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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战争不太残酷的世纪原因

在战士与平民的关系中，只有把20世纪真正恐怖的到世战争视作常态，近代早期的战欧洲战争样战争才可以称得上有所顾忌。

由于缺乏强烈的步步变残意识形态，近代早期的文史大多数平民没什么理由对统治者纯粹王朝式的战争目标产生特别的认同，因此他们很少自愿参加到战事中，从中这就降低了近现代的世纪全民战争中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巨大困难，造成平民伤亡的到世可能性也较小。

在罕见的情况下，如果近代早期的平民受宗教或爱国思想驱使，作为游击队员参加抗击正规军的战争，那么战争对于这些人毫无仁慈可言，这一点和后世完全一样——

对此，仅在西班牙继承权战争中，下面这些人的命运便以血腥的方式做了例证：在“森德林谋杀夜”被杀害的忠诚的巴伐利亚农民、以“卡米扎尔”的身份反抗路易十四的法国南部残存的胡格诺派教徒、亲法的匈牙利库鲁赞革命者，以及与奥地利结盟的加泰罗尼亚人等。

如果生活在被围攻的城市，即使是不参战的平民，通常也会被卷入战争机器的车轮下，饥饿、燃烧弹和炮弹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士兵。

堪称异乎寻常并且骇人听闻的是，路易十四的部队在完全没有军事动机的情况下，自1688年起将德国西南部的城市和狭长地区夷为平地，通过制造一片不毛之地来遏制敌人。

和后世相比，尽管旧秩序下的战争较少直接殃及平民，但是这并非由于军官们有意识的体恤，而是几乎由于当时的种种作战方式所幸并不高效。

也不只是作战方式，由于当时还没有基本食品的国际贸易，也就没有国家会因为军事上的贸易封锁而陷入饥荒。当然，体系上几乎始终不公的肆意税收，以及由战争造成的重税又几乎抵消了这一点。

在战场上，这首先表现在军队不像后来那样规模巨大。虽然义务兵役制仍未实施，但是部队仍然可以由社会最底层的志愿者组成，他们部分是出于对冒险的兴趣，部分是为了逃脱法律制裁或者干脆逃离做佃农的悲惨人生。

这种体系的短处当然不只是降低了发动战争的心理障碍，因为这些人在残酷的功利主义时代中，通常被视作可有可无。

这种成本和收益的逻辑也导致，所有国家很大程度上都在招募外国人，从而保留本国臣民用于更有建设性的目的。

因此，军队绝非只有军官一级来自多个国家，就连基于高得离谱的军事化比例，于1733年实施了一种基本仅限于农业人口、类似于普遍兵役制前身体制的普鲁士，也一直在全欧洲招募士兵。

连军役制最发达的普鲁士都在全欧洲募兵

以今天的德国为例，为了提高士兵在全民中的比例，使其达到1786年普鲁士的极端水平，士兵数就不能只有18万，而必须是260万。

此外，近代早期还没有后来那些可以远距离取人性命，由此消解前线和后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差别的武器。

人们可能会想，即使彼时的国家已经具备了空军、无人机和导弹，或者仅仅只是机械化的部队，绝非一直肤浅的基督教信仰也会阻止旧秩序的精英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

令人高兴的是，这个问题从未出现，因为旧秩序下的军队如果真的要作战，的的确确必须彼此相距不足百米才行。

这些相对抽象的因素中最后一个要被提及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愿意开战。

部队的实力无法建立“一战”那种连贯的前线，尤其是原始的供给组织无法为过于庞大的军队持续地补充食物、马匹饲料和战争物资。

另外，由于缺乏可以使用的道路或者交通工具，各个部队只能远离彼此，几乎时时处处都必须费劲地沿着可以通航的河流行进，在这些河上运输供给。

由于那时候步兵的作战方式实际上仍然只能在平坦的地形上才能实施，因此即使是河流和道路密布的区域，也只有少数才真正适合作战。

彼时的战役中，至少有一半是在广义上的比利时、莱茵河畔或意大利北部交战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它们成了西欧最好的军队集结地。

在这些备受偏爱的战争区域，河流的每一个转弯处及道路的每一个交叉处自然都有一座设防的城市，可以封锁敌军前进的道路。人们也不能干脆绕行，因为那样的话，要塞中的守军就会立马切断薄弱的供给线。

每年春天，士兵离开冬季的营地、贵族们离开宫廷投身新的战役时，大多数情况下很快就能消散在一系列的攻城战中。

但是也有可能发生以下情况：法国人由于军事管理上的优势，比尼德兰人或者奥地利人提前数月到达战场。然后，在行军或围攻的部队之间，一定程度上就会发生小规模的日常战争，利用骑兵夺走对方的补给车队。

但是所有参战人员一致认为，最伟大的统帅艺术恰恰在于，真真切切地把作战当作纯粹的下棋。也就是说，统帅要通过己方的行动持续灵活地迫使敌军避让，直到对方在只有少数道路可选的逼仄窘境中尽可能无望地陷入混乱，而且完全被切断了供给。

一旦陷入这种境地，要么只能完全撤出战场，那样敌方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占领剩下的要塞；要么就得通过战斗开辟道路，通常这被视作一个明显更糟的解决方案，因为没有人可以预见战场上会发生什么，遭逢的也几乎总是多多少少同样强大、同样装备及受过同样训练的军队。

因此，如果还有任何别的选择，没有哪位统帅会冒险投入一场战斗。即使很多将军把自己的部队看成是“人类的渣滓”（拿威灵顿公爵的话来讲），但这些部队仍是经过长时间艰苦训练的专业人才，掌握了完全违反直觉的作战技巧，无法在短期内被取代。

也正是因此，勃兰登堡-普鲁士、萨伏依或者黑森-卡塞尔等武装过剩的中欧列强的士兵租赁业务才会如此繁荣：购入有经验的外国人，要比费劲训练自己的士兵容易得多。

因此，那时的会战相对较少。一般只有当一方必须阻止自己最重要的要塞被占领、一支陷入绝境和饥饿的军队必须通过战争来获得唯一的退路，或者两支军队经常因为缺乏能用的地图和能干的侦察员而狭路相逢时才会交战。

当时没有飞机、没有现代的通信手段和机动车辆，又如何作战呢？正是因为缺少这种种手段，才要在久经考验的区域作战，凭借几十年的征战，那里的每一座山丘和山隘都深深地印在了将军们的身体记忆中。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佛兰德的边境更符合以上描述。现在是1709年的夏季，雨下个不停，德维拉尔要在这里阻击同盟军。

这一次，在这片了如指掌的地带，德维拉尔一开始也没有选择战斗，而是让人修建了一条超过50千米的大型木质防御工事线，来阻挡数量上占优势的同盟军的进攻。

但是饥馑和歉收并没有放过法国东北部，德维拉尔知道，他无法坚守阵地太长时间，尤其是战马已经要把周围的草彻底吃光，一旦没有食物，它们就会全部死去。

一支没有骑兵的部队是不能在普通的地势上冒险作战的，也就是说，德维拉尔的部队到时就必须待在木质的防御工事中，只能眼看着敌人绕过这些障碍。

如果敌人不从未设防的一侧发动进攻或者干脆等他们断粮而被迫投降，那就算是幸运了。法国的指挥官将这一切清楚地看在眼里。

德维拉尔天生是那种很稀有的人，一个真正可以成大事的狂妄自大之人，在欧根和马尔伯勒围攻图尔奈要塞的那段日子里，没有比被迫克制更违背他天性的事情了。

遏制太阳王野心的英国名将马尔伯勒

在别的年份，战事很可能在图尔奈陷落后就结束了，但是这次占优势的同盟军似乎决定，下一步将会进攻蒙斯，这样在下一年远征时，他们就可以从蒙斯要塞出发，彻底攻入法国。

同盟军一边向蒙斯挺进，一边又做着迂回运动，这正是德维拉尔担心的，现在他没法再耐心等下去了。德维拉尔发往凡尔赛的请战信在最后一刻获得了年迈的太阳王的批准——太阳王仍然认为，在自己秘密妻子的套房里就可以指挥战事。

就这样，德维拉尔带着全部人马离开了防御工事，寻找作战时机。欧根和马尔伯勒原本已经放弃了发动一场大决战的不太可靠的希望，现在获悉这一消息，立即组织一切有生力量，从蒙斯出发，打算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战争。

因此，在最短的时间内，那片被海因（意为“仇恨”）和特鲁耶（意为“恐惧”）两条河流包围的一览无余的区域中，就有接近20万大军向彼此进发。

那时的作战方法非常奇特，双方反常的策略“舞步”已经预先勾勒了出来，双方差不多在出发时就已经清楚会在何处相遇。

欧洲步骑兵战术

突飞猛进地更新换代

近代早期的部队由经常自称骑士的公侯和军官指挥，但是自从部队主要由骑士组成开始，发生了很多事情。

人们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发现，训练有素的步兵只要保持镇静，行进中保持协调，那么只要手持6米的长枪，也就是所谓的长矛，就可以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骑士团队消灭殆尽。

鉴于中世纪的作战方式，有必要将全是农奴的村落的世袭统治权交予享受特权的骑兵战士，这样他不仅可以负担得起极其昂贵的金属装备和强壮的战马，还能终生投入到艰苦的健身项目中，因为不健身就会输掉舞刀弄枪的战斗。

这些战士一定程度上是他们时代的铠甲，但是相应地，他们花费巨大，因此中世纪的部队整体上规模一直很小。

相反，从15世纪开始，可以从普通民众中训练出一支完备的长矛军，他们现在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任何一支骑兵部队。因此，现在也首次系统化地对士兵和军官做了区分。

不久后，骑士贵族作为士兵变得多余，他们转换到了第二种角色。

16世纪的军事属于持长矛的雇佣兵，也就是瑞士人的“四方阵”、雇佣步兵的“刺猬阵”或西班牙人的“大方阵”：上万长矛兵组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在接受过复杂的训练后如同一个整体，整齐划一地在战场上推进。

16世纪的战场是西班牙大方阵的天下

火器也日益增多，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作为补充，因为钩铳和滑膛枪射击太慢，大炮太难移动，还无法主宰战役。

此外，骑兵也成功地适应了新的形势，他们在东欧之外放下了所有的装备和长矛，用军刀代替了沉甸甸的剑，尤其是接受了簧轮枪和卡宾枪，这两种武器明显比步兵速度快。

经过这些简化，很快骑兵也可以通过征召训练农民而得以扩充。现在，骑兵成了战争中更灵活的元素，而相对更为静态、数量也更为庞大的步兵则用来最终决定性地占领疆域。

因此，在17世纪的战役中，继开场的炮火之后，主要就是双方呈巨大四边形的步兵方阵向对方挺进。与此同时，骑兵先是努力击散敌方的骑兵，然后向脆弱的步兵发动进攻，使他们在恐慌中溃散。

而在很长的时期内，最脆弱的反而是配备了火器的步兵，因为他们的滑膛枪只能靠一个打进地里的金属三脚架和燃烧的导火线才能击发。

另外，由于步兵的武器只能从前端装填弹药，非常迟缓，因此他们从来无法单独应对迅捷的骑兵进攻；每一个装备滑膛枪的步兵连都需要配备人数更多的手持长矛的雇佣兵，必要时步兵可以在阵列中间获得保护，但由于空间狭小，他们也无法在阵列中发射自己笨重的武器。

然而，随着刺刀和燧发枪的同时引入，这种情况在17世纪90年代发生了改变，军制有了革命性的进展，而且这个过程在1709年已经完成。

虽然刺刀在1641年围攻巴约讷时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但是很长时间内仍然只是由一把直接插在枪管里的刀构成。直到侧面固定在武器上的刺刀出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革命，这种刺刀既可以防御骑兵的袭击，也可以保持射击状态。

一时之间，持长矛的雇佣兵变得多余，和他们的长矛一起很快就从所有的部队中消失了。

相反，留下来的步兵现在不仅全部配备了武器，而且装备的燧发枪（实际上是“火石发射枪”，由火石的同义词“火枪”派生而来）既不需要导火线也不需要三脚架，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发射更多子弹。

从这时候起，一马当先冲击步兵的骑兵就要应对刺刀组成的致命“丛林”，这座“丛林”迫使每一匹战马自动停下脚步，致使进攻一方的第二列步兵可以在“丛林”中毫无困难地继续射击。

至此，骑兵在正面攻击敌方步兵时成了纯粹心理武器，敌人客观上已经不会再受到伤害，只有当遭遇袭击的步兵军心涣散，或者因缺乏训练极不熟练，才会在毫无目标胡乱攻击的骑兵冲过来时陷入恐慌并四散而逃，只有这时骑兵才可能获胜。

一旦溃散，步兵便难挽败局，因为面对速度快得多的骑兵从高处挥下来的军刀，一个逃跑的步兵根本没有胜算。

但骑兵并非只在追击已经溃散的部队时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只要可以从侧面或后方发动进攻，骑兵对全体站立的步兵仍然是致命的威胁。

因为以往用6米长矛作战的步兵的理想阵型是巨大的四边形，而现在所有的步兵都配备了武器，这个四边形就变得越来越松散、越来越长，进而在排列成巨大的矩形时，大多数步兵只能向前方射击。

而眼下，一支由600人组成的部队的典型战斗队形是一条长而细的线，这条“线”只有4人并排站立那么宽［很多词汇与表达方式就来自近代早期的军务，例如“4人高”（vier Mann hoch）］。

这样排成长线的士兵只有在操练过非常复杂、包含上百个微小操作技巧和步骤后，才能发射出他们觉得有必要发射的子弹量，其中稍有偏差，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举例来讲，如果一名位于第二列的射手所持的武器仅仅向左或者向右偏了几厘米，那他射击时就有可能震破前面那个人的耳膜。

由于燧发枪也只能从前端装填弹药，而且极为繁复，步兵们即使受过训练，射击起来也太慢，无法阻止发动突然袭击的骑兵，因为骑兵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跨越极大的距离（燧发枪实际的射程为90米，这个距离骑兵快马加鞭只需8秒）。

步兵如果不接受训练，则几乎毫无胜算，而且这种阵型无法立刻转身，因此实际上对于侧面或后方的进攻没有什么抵抗力。

从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由此也回到了阐释的起点）来看，在18世纪剩余时间里，所有战役的基本原则都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后果得出的。

历史学家回溯时一般称该原则为“线式战术”，但是比这一分类概念更重要的另有他物。

线式战术是很多历史实例中的样板，证明理性的人在既定条件和绝对符合逻辑的前提下构建的行为方式，在后世的理性观察者看来仅像是纯粹的疯狂。

而线式战术之所以是样板，是因为对当时的人而言，这不像其他时候“仅仅”涉及荣誉、财产或者权利，而是和所有的军事实践一样，生死攸关。

用头脑推进的军事历史一直是对极端情况下人类心理的研究。但18世纪这段历史使我们眼睁睁看着将领和理论家们整整一个世纪都把以下论证视作理所当然：

步兵只有大规模地同时向敌人射击，才能利用使人毛骨悚然的并不精确的火器击中某个人。除了后备部队，为了尽量减少无所事事杵在周围的士兵数量，必须让士兵们排成稀疏的行列，这样几乎每个成员都可以同时射击。

但是，由于这种线列对于从后方或侧面发动突袭的骑兵毫无抵抗力，就不能让人从后方或侧面接触到他们。因此线列不能有任何可以让骑兵通过的缺口，而且必须足够长，从而可以包含尽可能多的士兵（在我们关注的这场战役中，9.5万名盟军士兵一开始前后站成两列，每列长约6000米）。

这些线列的两端格外依赖天然屏障，例如村落、河流、山川或森林，如此一来，想要避开此类战线只能绕很远的路—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战场中一下子就有90%不适合作战，因为这种屏障要么太多，要么太少，要不然就是距离不对。

如果有人发动进攻，按照逻辑来讲，整个线列必须完美地协调运动，才不至于在任何一处溃散（首先，所有士兵都要接受一种芭蕾舞式的训练；其次，战场必须绝对平坦，这才有可能做到）。

因为毕竟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受到攻击的步兵第一次齐射没有击中目标，而进攻的敌人仍然没有开过枪，因此可以随时向他们射击（最能导致仔细编排过的行军动作出错的就是射击）时，步兵最容易陷入恐慌。

所以，理想的状况就是进攻者可以迎着枪弹前进，而自己一枪不发。这一切都非常合乎逻辑，然而同时却像是一个疯子设计出来的。

既符合逻辑又疯狂，并且在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中，年年都在欧洲某处实践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欧洲适合此类战役的少数地区之一实践着。

蒙斯和德维拉尔的军营之间只有两个这样的地方，其他地势都被一片森林覆盖。在21世纪，任何旅人都可以穿越这片森林，但在18世纪，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做到。

只有北部布叙和南部奥努瓦的林间通道打破了这片森林的完整性，欧根和马尔伯勒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两处部署强大的兵马来抵御德维拉尔。

但这是二人最坏的打算，因此他们并没有占领这两处通道，而是想将德维拉尔引到另一侧的平地上，在那里以数量上的优势迎战他的部队。

本文节选自《诸王的欧洲：17-18世纪的宫廷政治与权力博弈》，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挑选欧洲17、18世纪的一些历史节点，从故事性很强的宫廷逸事入手，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高阶权斗和历史变革，相当精彩，对欧洲史感兴趣的朋友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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